历史 |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中国数学会

摘要: 一、成立新中国数学会的历史背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华北、华东、华中大片国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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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新中国数学会的历史背景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华北、华东、华中大片国土很快失守,被日军侵占。为了保存我国的科学技术实力,在国难紧急关头,继续培训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战时和建设之亟需。原在这些地区的重点大学,奉国民政府之命转移到大后方的西南、西北各省,主要集中在昆明、重庆、成都、城固、遵义、乐山(旧名嘉定)等地。原在这些学校任教的数学工作者,身体健康、较年轻的基本上都随校西迁。其中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数学系,是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的数学系合组而成,集中了我国数学界的大批精英,先后在该系任教的数学教授就有14位,他们是:郑之蕃(1887-1963)、姜立夫(1890—1978)、杨武之(1896—1973)、张希陆(1901—1988),申又枨(1901-1978)、江泽涵(1902-1994)、曾远荣(1903-1994))、刘晋年(1904-1968)、赵访熊(1908-1996)、程毓淮(1910-1995)、华罗庚(1910-1985)、许宝騄(1910-1970)、陈省身(1911-2004)、蒋硕民(1913-1992)。这些教授全部都在海外学习或做过研究,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平,个个都年富力强。最年长者才50岁出头,系主任是40岁左右的壮年,特别是有6位30岁左右的青年教授,他们正处于开创性数学研究的最佳年龄段,其中最突出者是华罗庚、陈省身、许宝騄,他们都刚在国外取得重要研究成果,抗战爆发后,为报效祖国辗转来到西南联大,同时带回一批最新资料和书刊,准备继续研究工作。在教授下面,还有一批20多岁的讲师、助教,如閔嗣鹤、段学复、王湘浩、徐贤修、孙本旺、钟开莱、田方增、邓汉英、王寿仁等,他们富有数学才华和相当的研究能力。1939年,在昆明的北京大学数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数学研究所又恢复了招收研究生。在这里形成一支庞大的数学研究梯队。

除西南联大外,抗战初期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到大后方的不少,庄圻泰到了昆明的云南大学,柯召、李国平、李华宗到成都的四川大学,吴大任、陈受鸟 到离成都不远的乐山武汉大学等等。原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此时任云南大学校长。中央大学迁到重庆大学的隔壁,两校集中了何鲁、孙光远、段子燮、郭坚白、胡坤陞等一批知名数学家。浙江大学在日军不断西逼和敌机轰炸下,两年半的时间历经了四渡搬迁。在颠沛流离、历尽艰难险阻的搬迁途中,陈建功和苏步青领导的数学讨论班,一直没有中断。1940年2月,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数学系设在离遵义75公里的湄潭,该校刚基本稳定下来,就在这一年(1940年),新成立了浙江大学数学研究所,正式招收研究生程民德等,壮大了研究实力。至此,我国数学界当时的研究主力,从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地基本上都转移到了西南的昆明、重庆、成都、乐山、湄潭等地。


 另一方面,我国数学界的学术团体——中国数学会总会的几位主要负责人:主席胡敦复(1886—1978),常务理事范会国(1899—1983)和朱公谨(1902—1961),因他们任职的学校仍在上海而留在上海,与西南各地的联系被日军隔断,大后方的数学工作者开展学术活动,向上海总会请示、商量、汇报都极为不便,困难甚多。例如:《中国数学会学报》第二卷第二期,总编辑苏步青从1939年初开始通知各地组稿。要求把稿件先集中到当时任助理编辑的华罗庚处——昆明西南联大数学系,自1月10日—4月14日,在西南就收到注明收稿日期的14篇和未注日期的3篇共17篇高质量的论文。于5月9日该期组稿完毕,然后辗转拿到上海出版,11月从上海发出出版预告,到第二年(1940年)才正式与读者见面。这一期刊物出版花了一年时间,不仅费时,而且影响了研究工作的进展。


另外,全国抗战爆发不久,设在上海的数学会总会发生一起引起全国数学界极大公愤的事: 原在总会协助董事会主席胡敦复工作的一位董事顾澄,投靠日本当了汉奸。顾1938年3月出任“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教育部次长,1939年4月署理伪教育部部长。国难当头,他丧失民族气节投敌卖国,遭到全国人民特别是数学工作者的唾弃。总会虽然免去了顾澄原任的《数学杂志》总编辑的职务,重新组织了编委会,但是大后方各地的数学会会员,不容许顾澄玷污了中国数学会的荣誉,仍然要求脱离上海总会,重新改组数学会。


二、新中国数学会的成立


1936年,在中国数学会第二次年会上决定:第三次年会预定1937年暑期在杭州与中国科学社等学术团体联合举行。后因时局突变,抗战在即,年会被迫延期。至1940年,各高校西迁基本稳定后,中国科学社便决定于该年9月在昆明召开年会,同时邀请中国数学会等共六学术团体联合举行。此时,中国数学会上海总会通知各地:“中国数学会自在北平举行第二次年会之后,迄未再开。缘军兴以来,交通阻梗,无论在何地开会,他处会员为经济及时间所限,事实上鲜克赴会者。惟该会以数年来会员研究所得,亟待切磋观摩,职员亦宜照章改选,为顾全实事及权变计,乃定于八九月间分重庆、昆明、成都、遵义(笔者注,该地区的湄潭,当时是浙江大学数学系所在地)、城固、嘉定(笔者注,四川的乐山,古名嘉定,当时是武汉大学数学系所在地)、上海七处举行年会”。除上海遵照总会通知于1940年9月1日在上海中国数学会会所召开年会外,其余地处大后方的六处:重庆、昆明、成都、遵义(湄潭)、城固、嘉定(乐山),至今未查到任何有关召开第三次年会的消息,但是却有多处谈到1940年在大后方成立“新中国数学会”的记载。摘录如下:


本文引用的文献提到,“至二十九年,会员散居后方者倡议改组,成立新中国数学会,设总会于昆明”。1948年出版的《科学大众》第4卷第5期第261页,刊登过陈省身当时写的题为《中国数学会》的文章,文中说:“抗战开始,中国数学会职员,大部留在上海,不易活动。后方数学界同志,鉴于学术工作,不宜中断,而与上海联络,困难甚多,乃发起组织新中国数学会。于民国二十九年,在昆明宣告成立”。由这两份文献记载证实“新中国数学会”于1940年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成立。至于何月? 陈省身教授1993年6月经过仔细回忆后说:“新中国数学会成立的时间,我想是在1940年昆明六学术团体联合年会的会议期间。成立时,除昆明的数学家外,陈建功特地从贵州湄潭赶来参加”。张素诚教授也证实说:“1940年9月在昆明举行新中国数学会年会,有别于上海的数学会,故称新中国数学会。到昆明去开会的人只有陈建功先生。因为交通不便,从别地到昆明去并不容易,且旅费是自己承担的,所以能去的人少。陈建功先生自遵义去昆明,带去浙江大学数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的论文,记得有陈建功、苏步青、卢庆骏、熊全治和我的文章。选举不易,因为会员散居各地,记得数学会在昆明开会时,只两个干部,一为华罗庚是会计,二为陈省身是庶务。这是陈建功先生告诉我的。” 


新中国数学会成立于何日?未查到确切日期记载。根据其他记载分析:1940年昆明六学术团体联合年会于9月14日—18日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日程安排是:14日报到,15日上午举行开幕典礼;15日下午各学会召开会务会议;16 日全天与17日上午宣读论文;17日下午公开演讲,末由这次联合年会筹委会委员长、执行主席熊庆来致词散会,18日赴昆明附近工厂参观。1940年9月16日的《云南日报》第4版有一则消息报道,题为:“六学术团体联合年会昨日开幕”,文中说:“中国科学社、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天文学会、新中国数学会、中国植物学会、新中国农学会等六学术团体联合年会于昨日上午九时,在云大致公堂举行大会开幕式……”。这则消息报道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数学会这个名称第一次出现,若要成立必定在16日之前,而联合年会的日程安排仅在15日下午有各学会的单独活动。由此分析,新中国数学会成立的日期大概可能是1940年9月15日。

至于为什么要成立新中国数学会?陈省身教授说:“那时我们在昆明搞研究,只认为数学家需要有个组织,在一起讨论研究问题,取个什么名字好呢?想来想去,加个‘新’字最简单,目的是区别于当时在上海的中国数学会,另取一名,可以不受上海中国数学会的约束,可以独立活动,所以就叫新中国数学会”。苏步青教授回忆说:“这和顾澄有关……。1935年成立中国数学会时,他负责注册登记,出过一些力。可是抗战时期,顾澄倒向日伪政权,在那里当‘教育部次长’,在沦陷区继续用中国数学会的名义搞活动,我们在大后方不承认它,所以有了新中国数学会”。四川大学姚志坚教授证实:“历史背景是抗战前中国数学会主要负责人之一顾澄投靠日伪政权,故在大后方改名‘新中国数学会’。我这项记忆没有错误……。我和本系胡鹏教授谈过这段历史,他的记忆和我一样”。


关于新中国数学会理事会理事名单的产生,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田方增教授回忆,是在“论文报告会散后,及数学界筹建新中国数学会之集议后”。田老回忆说:“我在西南联大数学系办公室,收集各地寄来的推选新中国数学会理事会理事选举票,集中后交给陈省身先生”。选举结果,当选的九人是: 姜立夫,熊庆来、陈建功、苏步青、杨武之、孙光远、江泽涵,华罗庚、陈省身。再经过理事之间互推,姜立夫当选为新中国数学会的会长,华罗庚兼任会计。陈省身兼任文书。华、陈二人是新理事会中的小字辈,当时他们都未过而立之年,主动承担了新中国数学会理事会中的许多具体事务。其余的七位理事,除姜立夫外,全部是中国数学会理事会中的理事,共六人。占新中国数学会理事会九位理事的三分之二,占中国数学会理事会十一位理事的一多半,足见这两会之关系。


三、新中国数学会的活动


新中国数学会自成立之日起,无论抗战时期环境多么恶劣,条件多么艰苦,都因地制宜,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及时交流大家的研究成果。


下表列出新中国数学会成立后,召开的各界学术年会的时间、地点和当届交流论文篇数。

新中国数学会各届学术年会简况统计表

陈省身教授对此证实说:“新中国数学会成立后,每年有个年会,每次年会交流许多篇文章是有可能的。一个老师带一批学生,比如苏步青先生、陈建功先生,特别是苏先生,他们就有很多学生,这批年轻人学术思想很活跃,一个学生一年写个八篇十篇文章是可能的”。据当时记载,1944年10月在昆明召开的第五届年会上,交流论文的作者及其篇数至少有:华罗庚6篇,许宝騄、徐利治、孙本旺各3篇,严志达、钟开莱各两篇,程毓淮、江泽涵、庄圻泰各1篇。


新中国数学会除每年召开学术年会外,还组织一些与学术有关的其他活动。例如:1942年春,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一次面向全国评选各学科的优秀成果,进行学术奖励。在文学,哲学、古代经籍研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工艺制造、美术共八类学科中,仅评出一等奖两项。属自然科学类的华罗庚著《堆垒素数论》,是此两项一等奖之一。另一位数学家许宝騄以他的数理统计论文获得二等奖。全国第一次评选学术奖励金,数学界就获得两项重奖,对大后方的数学研究工作者是一个大的鼓舞。新中国数学会专门为此于1942年6月3日晚,在西南联大为华罗庚、许宝騄获奖举行了庆贺茶会[3],以此激发大家进一步搞数学研究的积极性。1943年,新中国数学会与其他学会联合组织学术报告会,隆重纪念牛顿(1643—1727)诞辰300周年等等。用多种方式组织会员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激发研究兴趣、培养研究能力,提高学术水平,此时西南的昆明、湄潭等地成了当时中国数学界的活动中心。


新中国数学会有过两个分会:重庆分会和成都分会。重庆分会在1943年第四届年会中成立。成都分会成立于1944年。姚志坚和胡鹏教授回忆说:“1944年6月,成都各校召开了一次新中国数学会成都分会成立大会,并聚了餐。主持这次成都分会的是吴大任,出席的教授有曾远荣、赖璞吾、柯召、赵淞、刘为汉、胡少襄、魏嗣銮、李晓舫、张孝礼、余光烺、张鸿基、余介石,稍年轻一点的有陈受鸟 、蒲保明、徐荣中、张济华、李绪文等,还有胡鹏、杨从仁、关肇直和我(指姚志坚)以及在蓉各大学的几位青年教师。会上……推吴大任为召集人,并每校推一位委员或理事”。分会活动内容有:宣读论文、交流个人研究心得、请专家做专题演讲等。


又据文献记载:“现任会长为熊庆来”。新中国数学会理事会可能有过一次改选。第五次年会,原任会长姜立夫在召开地昆明,而年会主持人是熊庆来,估计在第四次年会中理事会换届,会长更迭。1946年,姜立夫出国进修前交待工作中,未提及数学会的工作,也可说明换届一事。


四、新中国数学会的结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我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宣布正式结束,原来三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各自恢复返回原来校址。这一年,因抗战由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地西迁的各所学校,都陆续北上或东返原址。1947年10月间,各学术团体在北京、上海分别召开联合年会。中国数学会参加了北京的六学术团体联合年会,但未见报道这次数学会活动的具体内容。1948年10月,在南京召开的十个学术团体联合年会,根据当时的记载,是以“新中国数学会”的名称参加的。胡敦复,范会国、苏步青都分别从土海、杭州赶来赴会,姜立夫、孙光远、陈省身等当时都在南京。中国数学会和新中国数学会两方负责人聚集一堂,共商中国数学今后的发展。1940年因抗日战争非常时期的需要,在大后方昆明成立的新中国数学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主动提出恢复中国数学会,去掉“新”字,统一为一个数学会,重新组织理事会。陈省身教授回忆说:“1948年10月在南京召开的十个学术团体联合年会,我是清楚的。这次会胡敦复也来了,大家讨论的事,是恢复中国数学会,而不是合并,我请胡敦复、姜立夫等到我家吃饭,吃过饭后,大家在一块拟定数学会会员的名单,不知道谁是会员,就把各学校的数学教授都写上,副教授、教员适当写了一些。会员名单和候选人名单都是我写的。那时我的主导思想就是如何把‘新’字去掉,恢复中国数学会,就是一个数学会。此时的南京已经相当乱了,乱得很,开完年会之后,时局就不行了。至于以后改选了没有,选举结果怎样,我都不记得了。可能没有选成,但是从此‘新’字就取消了,统一为一个数学会。不久我就出国去了”。


 这次联合年会之后,1948年10月30日,在南京的陈省身给在上海的范会国写了一封信,全文是:“会国先生惠鉴: 在京(指当时的南京)得晤甚快。数学会通知书因整理费时,最近方得就绪,兹另邮附上若干份,旧会员方面乞为斟酌分发,已发通知书名单附上备考。专此即请大安,弟陈省身十月.三十日”。


姚志坚教授说:“据我回忆,1948年秋冬之交,看到过这份‘通知书’,它是以中国数学会的名义向会员们发的一封通知书,信是由陈省身教授经手发的,……通知书内容是中国数学会第四次年会会议的情况,具体内容记不确切了”。


 南开大学吴大任教授将陈省身给范会国的这封信复印件、连同这份共168人的会员名单保存了40多年,至今成了恢复“中国数学会”的历史见证,证明新中国数学会历时8年,至1948年10月结束。



 “新中国数学会”诞生在中国受日本军国主义欺辱蹂躏到了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它的出现本身就反映了中国数学工作者,以发展科学、增强国力为己任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在海外留学的青年学子,正临国难当头纷纷赶回,在祖国的土地上,同他们的老师、学生团结在“新中国数学会”自己的学术组织内,大家以开展数学研究、发展中国数学的宏愿报效祖国。此时的客观条件是:住无安定房舍,食无充足食品、学又少书缺刊、海外信息不畅,在经常跑警报、躲轰炸的动荡日子里,利用山洞、破庙、茅屋,靠着强烈的拼傅精神,潜心钻研数学,每年拿出几十篇有相当水平的研究论文。其研究成果是战时各学科中的佼佼者,成绩最佳。这些数学研究成果中,有的水平超过战前,个别的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引起国际数学界的瞩目。教育部1942年开始评选国家学术奖励金,每年一届,在评选的六届中,自然科学类共获一等奖8人,数学家占了其中4人,是自然科学类一等奖的二分之一,还有10余人获二等、三等奖,足见其成果之丰。而这些成果全部是战时在大后方取得的,显然与新中国数学会理事会的组织指导、支持鼓励有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伴随着研究成果,培养了一批青年数学家,他们不仅在知识业务上得到提高, 同时受到了战争环境艰苦生活的磨练。这批青年对数学有执著追求,特别能吃苦,善于克服困难,勇往直前,日后多数在国内外都有大的成就,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了195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数学建设和高等数学教育发展的骨干和领头人。由此可见,历时8年的新中国数学会,是中国数学会80年历程中最辉煌的历史阶段之一。不仅不能将这一客观存在抹掉,而且应该从中认真总结成功的经验,也许对今后中国数学的发展和数学团体开展活动有所教益。

小编:可可

来源:遇见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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